自主创新之路是怎么走出来的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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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汽和德国大众合资生产桑塔纳轿车不久，1985年，中国工程师就发现了一个技术问题：桑塔纳轿车后门的铰链，会在开关门时发出异常噪声。中国工程师把这个问题按程序规定上报，但德国大众方面面迟迟没有反应。
如果你以为这是因为跨国大公司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效率比较低，那你就把问题想简单了。德方的迟迟没有反应，是因为合资企业有个“检查和确认”的程序。这个程序规定，对生产过程的人和改变，哪怕是改动一个螺丝钉，也必须经过德方的审查和确认，合资企业的中方，不得擅自改动。
名义上来说，“检查和确认”程序是为了确保产品质量，防止中方随意改动，影响汽车品质。而且，德方也不禁止中方工程师主动提出对产品的技术改进意见，但在实际中，德方的“检查和确认”程序冗长、标准苛刻，完全是对中方工程师耐心的“考验”。事实上，对中方工程师提出的技术改进，德方基本上是在程序的掩盖下置之不理，目的就是让中方工程师耐心耗尽、知难而退，不再在技术上下功夫琢磨，而只是简单地维持“按图生产”。
这就是一种事实上的“技术放逐”措施。桑塔纳轿车后门的铰链问题，德方就是实际上什么也不做，爱咋咋地。
项庄舞剑、意在沛公的“检查和确认”程序就是隔离、图纸控制（详见上一篇文章）以外的第三种主要的外方技术控制手段。此外，还有设备采购控制、技术引起控制等一些其他方法。
消费者对这个铰链的异响越来越不满。事情闹到上海政府。上海政府问询企业，中方管理者告知：我们没有权力单方面做出技术改进。这事必须要等德国大众方面的批准。
最终，此事闹到中央。时任中国总理和一位副总理在一次外交场合向德国总理、外交部长当面商讨此事，德国大众才赶紧着手解决。
真要解决起来，其实很容易。德国大众从巴西调来两名德国工程师，到中国出趟差，就把这个旷日持久的技术问题解决了。
可见，技术问题解决起来不难，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也不是主要原因。主要原因就在于：合资企业的外方，有一整套策略和办法，阻止合资企业中的中国工程师在技术领域多知、多学、多研究。他们想要的，只是一个生产车间，而绝不希望中方通过合资，通过“市场换技术”，真正学到技术。
事实上，德国大众高层对此直言不讳。大众的一位高管曾经说过：我们只想培育市场，我们可不像培育竞争对手。
新中国建立以后，在工业领域曾经有一场深刻的、但后来很少提及的激烈争论。争论的双方，一方主张效仿苏联模式，建立起苏式的计划经济。另一方则反对这种等级分明的、主要依靠领导指挥生产的“厂长负责制”，而主张发挥广大工人干部、技术人员的主观积极性。
因为这场争论很激烈，后来还波及政治，所以，中国实际上一直没能建立起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。和苏联相比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很“不正规”，好像是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区别。
但多年以后回头看，很大程度上，正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这种“不正规”，让中国避免了苏联在苏东剧变时那种“一夜崩溃”的局面。苏联的体制中，权力、资源过分集中到中央，中央一旦有变，全局就要崩溃。
中国的体制，虽然表面上看是计划经济，但集中度比苏联低很多，各地的自主性、积极性比苏联强很多。这些条件，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优势，直接促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。
不过，虽然整体上“不正规”，但毕竟多年实行计划经济，在我国工业领域，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工业城市中，有一批计划经济型的大型骨干企业。
这些企业，不但规模较大、基础较好，政治上更有“话语权，最重要的是，由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，这些企业往往是“书记厂长负责制”——少数领导干部说了算。广大工人、干部、技术人员在企业中的地位很被动，只需要他们“服从命令听指挥”，按照计划完成生产任何即可。
如果你以为来自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跨国企业，一定反感、排斥这些计划经济型企业，那你就想错了。正好相反，跨国企业更青睐、偏好这些计划经济型的企业。因为，跨国公司在中国需要的，实际上就是生产车间，而不是完整的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。计划经济型企业，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，只需要把“按国家计划完成生产任务”改为“按跨国公司计划完成生产任务”即可。简直是无缝衔接、平滑过渡。
实际上，有一位中方工程师用“窒息”来形容这种状态。
在这种局面中，一部分或者说一大部分工程师，满足于合资企业相对高的收入，按部就班地完成生产任务，事实上放弃了个人在技术上的成长和进步。有的技术人员，甚至被合资企业分配去市场营销部门，从此彻底告别了技术道路。
但是，也有少数不甘心、不驯服的中国工程师，他们不愿意就这样老老实实地接受合资企业的安排，不愿意就此告别技术的成长和进步之路。他们更不愿意看到中国企业永远只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。他们想要找到能大显身手、大干一番的机会，他们想让自己的人生拥有更宏大的意义。
也就在这个时期，进入21世纪以后的最初几年，各方面的力量，不知不觉中汇合起来，促成了中国创新型企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。
关于这个历史机遇更多的内容。下一篇文章继续说吧。
封凯栋：《潮起：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8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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